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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纪老人的金色年华—— 访抗战黄埔老兵林士瀛

日期:2017-09-20 10:41 来源:《黄埔》杂志 作者:龚玉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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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17年3月25日上午,在杭州文一西路的湖畔花园,我们访问了抗战老兵林士瀛先生。林老向我们讲述了他的故事:

  在杭州度过青少年时代

  我1918年农历七月十九日生于杭州,祖藉在福建永定。父亲林烈扬(在日本时叫林金光)是老家福建永定县高陂乡西坡村唯一通过科举考试的举人,至今祠堂里还挂着他当年中举的匾额。父亲早年到日本留学,那时蔡锷下野,也在日本,恰巧与父亲相遇,成为挚友。回国后,父亲追随云南督军蔡锷,担任过云南省马龙州的知事。后来调回浙江,在慈溪、孝丰、永康三个县当过几任县长。

  1917年,父亲在杭州买了房子定居下来,开了家肥田粉厂,后来又办过袜厂。张静江成为浙江省主席后,父亲担任禁烟局局长。

  我在杭州出生,在大塔儿巷(皮市巷旁边)的正则小学上学。小学毕业后,到惠兰中学上初中。高中时,在六和塔附近(二龙头)的之江大学附中读书。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,我高中毕业。

  那时,爷爷在桂林开着一家厂,叫作林福裕五金厂,父亲与一个哥哥已先期到了桂林,管理那家工厂。

  1937年8月31日,淞沪战役打响后,杭州受到影响,日本飞机经常飞临上空轰炸。开始时,城里没有什么防空设施,全家人只好在堂前的八仙桌上放几床棉被,方便藏在桌下躲避空袭。后来,飞机轰炸越来越频繁,百般无奈之下,母亲只好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到余杭乡下避难。

  在余杭待了一个多月,似乎日本飞机来得少了。我们又回到杭州,谁知淞沪战役越打越激烈,日本轰炸机不时飞来,全家人只好再次去诸暨乡下躲避。随着日军的大举进攻,学校张贴出布告,要师生们向内地撤退。于是,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到桂林去投奔父亲。

  我们一家人从金华坐火车到鹰潭,在鹰潭下车后,步行到桂林去。一路上,遇到能搭便车的,我们就搭车,如没有车子,只得走路。那时,我有一个妹妹、三个弟弟,年龄还小。逃难路上,全家疲于奔命,颠沛流离,母亲操劳过度,不堪负担,途中得了重病。到桂林的时候,只能依靠我们兄妹几个人将她携扶进大门。用了两个多月,历尽千辛万苦,总算与父亲团圆了。可是母亲却一病不起,不久就过世了(1938年3月)。

  投考有什么赚钱方法

  在桂林,我先在一家青年会办的补习班里念书。在那个补习班里遇到一位同学,叫鲁雅良,他的父亲鲁忠修中将担任着浙江省第五行政督察专员。他父亲来信动员儿子报考军校,为国效力。鲁同学与我是好朋友,就来劝说我一起去投考陆军军官学校。

  对于我个人来说,一家人原在杭州过着和睦平静的日子,日本人打过来,被迫逃亡,流离失所。逃难时的艰难困苦,母亲的过早离世,令我悲痛万分。听了他的一番话,国恨家仇一齐涌上心头,心想,没有国哪能有家呢?国家兴亡,匹夫有责,报考军校正可以保家卫国。

  其实,我爱好文学,那时(1938年8月),已经考取了广西大学文科。但听了鲁同学的一番话,我与大多数热血青年一样,决定投笔从戎,报考军校。由此,我与鲁雅良及另外一位补习学校的同学一起赶到桂林城外30余里的鹿寨军校招生办事处,那里正在招收黄埔16期炮科学生。

  在炮校学习

  录取后只过了一个多月,我们从桂林的鹿寨出发,步行到贵州都匀的炮校所在地。一路上,行军十分艰苦。教官为了照顾我们这些刚从老百姓转为军人的年轻人,第一天只走了30多里,让大家有个适应过程,然后,每天增加行军的里程。经过一个多月的步行,到达贵州省都匀的炮兵学校。

  在炮校,我所在的部队隶属炮兵总队3大队8中队,初时我们先做了几个月的入伍生,进行步兵的基本训练。基本训练结束后,才正式进入炮科学习。

  一门炮需要有一班人合作,分别是炮手、填充手、射击手、瞄准手等。对于炮科学员来说,每一个位置都要训练。那是战争时期,炮弹稀缺昂贵,每个学员只能有一次实弹演习机会。一个中队也只有四五个人有机会实弹操作练习。

  炮校的学习期限应当是3年,可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战争年代,学制缩短为2年。

  参加抗日前线的战斗

  1940年,我从炮校毕业,奉命到浙江的第10集团军报到,分派在宁波防守司令部重迫击炮连担任少尉见习官。

  记得有一天夜晚,我所在的部队被调到奉化布防,我军星夜赶到甬江岸边的阵地。上级下令晚上不能点火,以免暴露目标。未料,友军有个战士忍不住点了一支烟,对岸的敌军炮手见到火光,就打了一炮过来。我军暴露了目标,敌军也暴露了自己的阵地。当时,两军隔江对峙,战斗一触即发,形势非常紧张。

  那些日子,我军不断地转移阵地,不断地撤退,不是因为我们打了败仗,而是为了争取时间,更有效地牵制日军部队。

  1941年,重迫击炮连调到35师,我升任中尉排长,参加在临安、嵊县、新昌及浙西一线的作战。我所在的连队拥有的炮是口径82mm的迫击炮,炮身不足1米,最远射程可达800米。实际上,迫击炮的射程在二三百米内威力最大。相对于我们炮兵连来说,步兵在作战的第一线,损失比我们炮兵部队要多。因为迫击炮连在战斗中的位置在步兵的后面,伤亡损失不如步兵那么惨烈。

  我军的武器装备比起日军来说,要落后许多,以步兵而言,一个班10个人往往只有七八支枪。不少士兵是抽壮丁来的,有的士兵连草鞋都没得穿,甚至经常饿肚子。那时我在想,像这样打仗,什么时候才能胜利呀?对抗日战争必胜的信心是到了印度后才建立起来的。

  1942年的一天,我随部队驻防江西樟树。那时,我刚从福建接领新兵回来,忽然接到父亲的来信,父亲说,他的一位朋友是军委会桂林行营的少将高参,可以介绍我去在桂林的陆军大学参谋班受训。在那非常时期,离职很困难。我拿着父亲的信,向上级请假去军校学习,长官才特例批准。

  好不容易从江西到了桂林,刚走到家门外,就感到不对劲了,只见大门上挂着白布条。进去才知道,父亲不久前去世了(享年60岁)。父亲的不幸辞世,让我到陆军大学就读参谋班的希望也破灭了,因为几个兄弟都不知道那位高参的姓名。

  在印度兰姆伽军事基地

  有一位在贵阳防空学校(下称“防校”)的同学告诉我,防校正在组织两个营的兵力编入中国远征军准备到印度去,问我愿不愿意到防校,就这样,我成为中国远征军的一员。

  防校组织了高射炮两个营,到印度后改为高射炮营与工兵营。工兵营的任务是修理汽车与武器等机械装备。我所在的高射炮营(按美国编制)设5个连:营部连,第1、2、3连,补给连。我在营部连任上尉连长。

  1942年,我们从贵阳坐汽车到昆明。然后,在昆明的巫家坝机场乘军用运输机直抵印度的兰姆伽军事基地。我所在的高射炮营有官兵400多人,分坐十几架飞机直飞印度。

  在国内,我们被称为中国远征军,到了印度,就成为“中国驻印部队”。

  1942年11月底,我们飞抵印度时,中国是冬天,可到了印度,气温高达二十几度。下了飞机,一位英国军官指挥大家到一个操场上集合,官兵分别列队,按个子高矮顺序排好队伍。

  接着,我们队伍向前行进100米左右,只见那里已放好大、中、小三种型号的军装。再往前不远的地方,有条小河,官兵们纷纷下河洗澡。洗完澡,每个人换上一套崭新的浅黄色英式军服。这时我已是炮兵营的上尉营副,有一双崭新的马靴,穿上后,人显得特有精神。

  兰姆伽训练基地的后勤保障不错,生活条件比国内好许多,每个人每天有二两油、四两肉,还有巧克力。军官甚至配给香烟。除了军事训练,官兵还能打篮球、踢足球。部队训练了3个月左右,官兵们养壮实了,脸色也变得红润。

  在印度、缅甸与日军作战

  在兰姆伽训练结束后,我们又到离前线更近的印度东北角的雷多。到了雷多,部队一律换上美式装备。

  在雷多又训练了一两个月时间。无论是在兰姆伽还是在雷多,不分兵种,先训练军官,再训练士兵。每个连队都配有一名中尉美军联络员和中国翻译,营部则配有美方的中校联络官。

  当时,国内时常有剧团来慰问演出,电影则是清一色的美国片,全部是英语原声影片,我们不太看得懂。当然,他们也看不懂我们的京剧。有时还有美国歌舞团来表演。

  雷多训练完后,部队开赴前线作战。我所在的是高射炮营,一个美国军官告诉我们,在印缅作战,制空权基本上已经操控在我方手里了,敌机被我方空中力量压制,不敢轻易过来骚扰。

  实际上,日本飞机只来过两次,第一次敌机飞来时,我方的炮火将日机赶跑了。还有一次,我军将几架敌机打伤了,高射炮使用的次数不多。不过,我所在营的2连曾用高射炮打下过一架日本战斗机。2连的连长周肇颐是我在军校16期炮科的同学,当时受到了司令部传令嘉奖。

  战斗推进得很快,几乎每天换地方,白天行军打仗,晚上睡帐篷。部队到过缅甸的八莫、密支那等地。在八莫待的时间较长,步兵几乎天天打仗,不时有日军俘虏送来。这些日军俘虏虽说打了败仗,看起来还是很强悍,一副不服输的样子。

  每次战斗结束后,美国工兵就会马上跟进,只要3天时间,就可以用推土机将战场变成平地。

  有一天,我们正在出操,一位美国联络官跑过来,大声说:“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,日本人投降了!”大家听了,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,许多人当场开心得哭了!

  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为止,我们在境外整整待了3年。我所在的高射炮营坐汽车经过仰光、密支那、野人山回到国内。

  回到国内

  胜利后,部队返国,驻扎在距离昆明30余里的小营坝。此时,我在新6军直属105榴弹炮营,升任少校连长。

  在昆明住了一个多月,上级命令我们这个营开到长沙待命,准备调往东北。当时从西南调往东北有20个师,大部分是机械化部队,经过武汉、上海,全要涉河过江。每个登陆艇只能载6辆车,我们在长沙待命一个多月,才由长沙开车到武汉,上登陆艇。

  不料,船到岳阳时我开始生病。到了上海,正等着过黄浦江时,病情加剧。部队将我送到上海医院检查。医师临床诊断,我得的是伤寒病,必须住院治疗。由此,我进了医院。部队则随着登陆艇开到东北去了。

  一个多月后,我病好了。此时得到消息,我所在的新6军在东北已被解放军打垮了。新6军是回不去了,我只好先回长沙。

  在长沙,我被任命为联勤总部第五分区司令部运输处燃料科少校科长,分管湖南等地的弹药兵器。当时哥哥在长沙当外科医生。我结识了汤桂英,我们在长沙结婚。从1947年到1949年期间,我一直在长沙司令部运输处燃料科服役。

  参加卢汉的“云南起义”

  到了1949年8月,我们接到上级命令,部队开到昆明,与第十五分区司令部合并。我管理着100多辆汽车,带领着浩浩荡荡的车队,向西南方向撤退。未料,解放军走得比我们快多了,到了贵州省的贵定县,要过一条大河,前面的60几辆车已经过了桥。我坐在后面车上,前面的桥梁被解放军炸断了,我们只好将几十辆汽车全部留在河这边。

  一直到了1949年11月,我们才撤退到昆明。12月,我们就参加了云南卢汉将军的起义。

  解放军进昆明城时,我所在军的司令、副司令全去了台湾,最大的官是参谋长,带领我们起义。1950年2月初,解放军派来了一位军代表,每天领导我们学习。

  在西南军政大学云南分校

  5月1日开始,解放军进驻云南,我们这些旧军队官员集中参加西南军政大学云南分校学习,为期半年。军政大学按部队编制,连长、指导员、排长都是解放军。

  学习结束后,解放军的连长对我说:“在学习期间,你的表现不错,是愿意留在军队继续服役呢?还是复员回家,参加生产建设?”

  当时,我与妻子已经有了两个孩子。于是,我向上级要求,复员回乡。

  回到杭州

  1951年8月,我拿到了复员证,带着妻儿回到杭州。

  我们在劳动局报到后,工作人员告诉我,现在各家单位正在搞“三反五反运动”,企业不仅不需要员工,还要大量裁员。由此,我只好在家中赋闲,待了半年多。我的父亲在马市街还有老房子,一家人便住进了老屋。半年后,当地成立了一家公私合营文教用品厂,我被劳动局派到这家工厂当会计。

  刚到文教用品厂时,我的工资是47元一个月。这家工厂是生产计算尺的,虽说我是会计,也要常常到车间与工人一块儿劳动。那时候,工人的收入是计件的,也就是每个人按自己生产计算尺的多少来决定拿多少钱。我见到工人每个月能拿到80元之多,收入比会计高多了。于是,我向领导要求做工人,也按件计酬。这样,每个月我也有80多元的收入了。

  在杭州民生药厂

  1953年,领导又将我调到杭州民生药厂,这家厂在余杭塘上。

  到了药厂后,他们对我说,这里没有那么高的工资,按“保留工资待遇”的规定,给我定为一个月70元。

  自此,我一直在民生药厂的葡萄糖车间工作。我与厂里的所有职工一样,每天“三班倒”。厂里待我不错,让我在葡萄糖车间操纵仪器。我对这样的待遇较为满意。到了1978年,我年满60岁,在民生药厂办了退休手续。

  加入杭州市民革

  1981年的一天,有个人找上门来,对我说:“我是杭州市民革(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)工作人员,我们想吸收你加入民革,成为会员(那时不叫‘党员’),我过来征询一下你的意见?”

  我说:“我不知道自己够不够格加入民革?”坦率地说,我在有什么赚钱方法读书时(在毕业前一个月),上级要我们学员集体加入国民党,大家只要举一下手就行了,根本没有履行过什么手续,差不多是强制的。临到毕业时,才发给我们一个党证。后来,在临安的一次对日作战中,一个传令兵开溜,将我的党证及其他东西也顺手带走了。此后,从未补办过。解放后在西南军政大学学习时,我们这些从旧政府过来的军官自愿全部集体宣誓退党,早就不再是国民党员了。

  参与“民联业余学校”工作

  加入“民革”后,除了参加杭州市民革举办的各种会议与活动以外,1983年开始,我参与创办“杭州民联业余专修学校”(当时省民革也有一个类似的学校,叫做“浙江长征业余学校”)。民联业余专修学校属于市民革管理,长征学校则属于省民革领导。

  20世纪80年代以后,经济建设蓬勃发展,各个单位求贤若渴,因此,我们民联业余学校非常兴旺。从1983年开始,每年招收新生,全校学生最多时达到60多个班级。学校采取业余形式办学,我们借用了杭二中、杭八中、人民中学,还有艮山中学等的校舍作为“民联学校”的教室。

  学校的教师是外聘的。初时,我担任学校的总务主任,每学期我都忙着招聘临时教师以及处理其他事务。当然,民联专修学校的毕业文凭不是由民联发的,学校是杭州广播电视大学委托民联办学,采用的教材由杭州广播电视大学提供,毕业文凭也由杭州广播电视大学颁发。考试时间也由市电大决定,电大总部设在解放路上。考卷是在临试前一个钟头才送达教室。十几年下来,我们培养了数千名大学生,这样的状况,一直延续到90年代末。

  开始时,我是民联学校的总务主任,后来,成为教务主任、副校长。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,杭州民革下属的四个单位比较出名,一个是我们的民联业余专修学校,另一个是中山科技公司,还有书画社以及一个文印社。

  幸福的晚年生活

  我有四个孩子,两女两男,大女儿从事财务工作,二女儿是国家机关退休干部,两个儿子在阿根廷开餐馆。大儿子已退休回来,在杭州买了房子养老。小儿子仍在阿根廷。那是一个旅游城市,他经营得不错,城市中只有他这一家中餐馆,生意兴旺。小儿子也已在杭州买了房子,准备退休后回来。小儿子夫妻早就将独生女儿送回来了,让她在国内念书,在杭州结婚。我希望孙女能学好国学,将祖先传下来的优秀文化继承下去。我的另外两个外孙与一个孙女,也已成家立业,并有了孩子。我们一家人四代同堂,其乐融融,有着说不完的快乐故事。

  2010年,我和老伴住进转塘的“金色年华老年(居家型)公寓”,有100多平米。儿女们也常常来接我们去他们家里住。

  老年公寓的环境不错,管理一流,不仅有餐厅、医院、超市、影院、棋牌室等,还有一个书画社。每座大楼都有个管理站,工作人员每天来查房,嘘寒问暖。我们生一点小病,管理员都会知道,无论有什么困难,管理员都会想方设法解决。老人们称她们是“好管家”。

  我常去棋牌室打牌,我的运动主要是走路,楼道里有条长廊,大约有100多米,我每天要来回走10圈,老伴只能走两圈。有时我还在院子里打太极拳。

  2013年2月8日,时任杭州市委书记的黄坤明特地到金色年华老年公寓来探望我,给我们拜年。

  多年以来,我的心态平和,儿女孝顺,饮食有规律,不管菜好坏,只要吃到七分饱就行,几十年来,没有改变过,这是我长寿健康的诀窍。当然,还有一个因素,是年轻时的艰苦训练打下了健康的基础,一辈子不停地工作也是长寿的原因之一。

  我对晚年生活非常满意,也希望大家都能健康长寿,幸福快乐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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